一场生命极限的挑战，一次18-52-5650与冈仁波齐的对话

2026年是藏历火马年，对于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60年一遇。我所党总支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邱文龙律师在已有十多次进藏经历、仅有一次徒步经验的情况下，毅然挑战一日内18个小时走完52公里、海拔直抵5650米的转山全程。

很多人的一生，会不自觉选择沉浸在属于自己的舒适区里前行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主动走向一座山，才发现真正要翻越的从来不是它，而是那个平时被生活裹挟着的自己。这趟转山之旅，是一次和自己的，漫长而沉默的对话……

从凌晨四点半摸黑出发，到次日黑暗中踉跄抵达终点——翻越卓玛拉垭口时的濒临崩溃，高反与低血糖的双重折磨，路遇独腿转山者的震撼，以及在最后四公里黑暗中跟随陌生藏民摸索前行的无助与坚持……我用18个小时，完成了这场身体与意志的极限考验。

这不是一篇攻略，而是一份诚实的行走记录。

缘起

十六年的西藏情结与一场转山的执念

从2010年首次进藏，到去年雨崩徒步的狼狈，再到火马年必须去冈仁波齐的决心——是一切出发的理由。

身边熟悉我的朋友们大都知道我喜欢去西藏。回想起第一次去，已经是2010年的事情了，粗略算了一下，这16年间竟也足足去了十几次，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线路都完成了自驾。

冈仁波齐，是被四大宗教——藏传佛教、印度教、耆那教和苯教——共同认定的宇宙中心。这种跨越宗教、文化和民族的神圣认同，在全世界应该是绝无仅有的。属相马年是佛祖释迦牟尼和冈仁波齐的本命年，在信徒们的心中，转山一圈的功德相当于十三圈；而今年更是藏历的火马年，六十年一遇。所以我也早早就下了决心，今年必须完成去冈仁波齐转山的愿望。

去年6月，为了去拍一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，顺道去了一趟雨崩。在那之前，我还从未有过徒步的经历，不但没有任何准备，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背着30多斤重的摄影器材冲了进去。还没真正进到雨崩村，就已经累得呼哧带喘、腰酸背疼了。估计同行徒步的玩家们见到我那模样，都会暗自嘲笑——正常人在高原徒步都考虑如何轻量化减负，不知道谁家的二傻子会背一大包负重前行。这趟雨崩之行虽然难度不大，但也由于自己对徒步的无知，徒增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第二天从雨崩出来下山的时候，膝盖已经很难打弯，靠着一根手杖和在山上捡的一根树枝强撑着下来的。

正是有了这趟雨崩的经历，也促使我不敢轻视这趟冈仁波齐的徒步转山。况且冈仁波齐无论从海拔还是路线的难度，都远远超过了雨崩。在出发前一个月，我就开始研究攻略，整装待发。

奔赴

从拉萨到塔钦，高反、咖啡与一夜未眠

大北线进阿里的路途上，美景与高反交替侵袭，一杯不合时宜的手冲咖啡换来整夜无眠，为转山埋下第一个隐患。

我和朋友们最终定在5月10号一早从拉萨出发去阿里，赶在萨嘎达瓦节前去转山，不然怕节后信徒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在山上5200米海拔的住宿连床位都找不到。

5月9号一早从广州出发，重庆中转后，晚上6点航班准时到达了拉萨的贡嘎机场。拉萨的平均海拔是3650米，虽然此前已经数次飞抵拉萨，但下了飞机其实还是有些轻微的高反症状——头晕脚轻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一般睡醒第二天起来身体就会适应。结果10号早上起来开始头疼，这让我有点始料未及。但大家约好了一起出发的时间，没办法全体留下来等我一人，只能硬挺着。这次选择的路线是从大北线进阿里，出发当天途径了塔日山垭口，海拔直逼5500米。理论上来说，这对适应高反是极其不利的，很容易造成反向的高反加重情形。果然，当晚到了日喀则的康马县（海拔4300多米），头痛剧烈到晚饭都吃不下去。幸好酒店提供了弥散式供氧，吸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来缓解了许多。

11号继续向阿里出发。由于前一晚大风下雪，前两天乌云密布被吹散的同时，雪山也更加洁白了。酒店出来后就到了被称为"天使的眼泪"的崇巴雍错。我经常挂在嘴边的"美景治高反"好像瞬间起了作用，到了雪山和湖边，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拿起相机就下车猛拍了一顿。

下午的路程途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。在珠峰大本营几年前就曾拍过它的日照金山，所以这次路过就远远地眺望了两眼。想赶在日落到达波绒乡去拍一下希夏邦马峰和佩古错，开到山顶的观景台旁边，居然有一家在阿里地区很罕见的手冲咖啡。此时的落日还悬在半空中，但在高原上，这种金黄色洒在眼前广袤的湖面和远处的雪山上，总让人无比的心旷神怡。这也让我一下子忘了在阿里日落的时间是接近晚上9点，一边拍希夏邦马的日照金山，一边喝了两杯手冲咖啡。

回到酒店后的这一整夜都没睡着觉。辗转反侧的我，不免心中有些懊悔不该喝那咖啡。按原计划明天我们就会到达冈仁波齐的山脚塔钦县，马不停蹄地要准备凌晨出发转山了。

一夜未眠，起床后果然再度陷入高反的状态。一路上压根没精力开车，浑浑噩噩地下午4点多到了塔钦县，进了酒店就赶紧把氧吸上了。过了会儿老孙（我大学同学，我俩前后一起进出西藏数次，这次一同出发转山）把车上的装备收拾好拿进房间，我俩又全部拾掇了一番，为凌晨出发转山做好准备。

有了上次雨崩的经验，这次所有装备全部轻量化。背包用的越野跑16L的小包，甚至水壶我都特意对比过买的钛合金的，比正常的轻了一两百克。

启程

凌晨四点半的塔钦，和一直弄丢手套的队友

从夜色中出发，与老孙并肩又分离。途中唯一的趣事，是他在寒风中连丢两只手套的"迷之操作"。

老孙几年前来转过一次冈仁波齐，在翻卓玛拉垭口时出现了挺严重的高反，让同行的两个朋友连拉带扶地熬过垭口，在不动地钉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下山。这次他卯足了劲，想一天内把冈仁波齐转完，一路上鼓捣我要跟他一起。我虽然之前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和攻略，但试想我们在低海拔地区一天内走完52公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何况是5000多米的海拔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在西藏多年的朋友也跟我说，他身边的无论是军人还是运动员，都没有人能一天完成下来。所以我也只是跟自己说，此行按自己的状态和节奏来，不能强求。毕竟前一晚整夜未眠，上得去是一种荣耀，可下得来才是真正的圆满。

不到10点我就戴上耳塞眼罩，吸着氧气躺下准备入睡。在4600米海拔的高原想要睡个好觉着实不容易，能睡上3到4个小时，已经是对身体适应高反最大的馈赠。半睡半醒间到了3点半，闹钟响起，我和老孙起来简单洗漱一下，仔细把装备穿戴好，拍了一张定妆照后就正式出发开始转山。

凌晨4点半的塔钦天还没亮，不过路上也已经有了很多信徒和转山者们同行。我和老孙为了保存体力，路上也没有太多的交流，跟着人流顺着转山的路线埋头往前走。一开始的一个小时还能并肩前行，可走着走着就分开了。高原地区的长途跋涉，要想完成既定的目标，每个人也许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节奏来，切忌追赶和盲目自信。当身体遇到严重不适的时候，也必须下撤。从医学的角度出发，严重高反是会致命的，并且在冈仁波齐的转山路上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。

大概走了两个小时，到了7公里处的色雄补给点。进到茶馆坐下喘口气，给老孙打电话打了几个没接。我正准备继续出发，就看到他进来了。他把左手朝我伸过来，呼哧带喘地说了句：“又没了。”我噗嗤就乐了——我俩刚出发还没十分钟，他那手套就因为拿手机拍照丢了一只，幸好我还带了一副薄手套，就拆了一只给他，结果这下又丢了。我说：“大哥，外面这冰冷刺骨的温度，你连丢两只手套，裸手握着登山杖爬上来，也还真是个迷。你这行不行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得吸会儿氧。”我把剩下的那只薄手套丢给他后就继续出发。这大概是一路唯一的趣事了。

茶馆出来后天就慢慢亮了。看得清前面的路后，整个人也放松了些。看到远处和身边都有一些磕长头的藏民们，不免内心中又多了一份笃定。

翻越

七个攀升公里的至暗时刻

从止热寺出发，翻越卓玛拉垭口的7公里是全程最艰难的考验。在5600米海拔的绝望坡上，不吸氧的豪言被现实击碎，心理防线彻底塌陷。

太阳升起来以后，气温也在逐步升高。在高原就是这样，昼夜温差很大，阳光直射也会导致紫外线加剧，晒在皮肤上生疼，时间久了会有火辣辣的灼伤感。所以戴上护颈巾和涂一些防晒霜是很必要的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要边走边调整衣着——在没有风的情况下，里面穿一件速干衣，外面套一个抓绒就够了，冲锋衣和羽绒服可以放进背包。不然如果出汗让贴身的衣物湿了以后，一旦遇上高原天气突变成风雨雪（高原常见），很容易身体失温，导致严重的高反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装备对我们普通的转山客来说还是很必要的。可其实在你身边，比比皆是的藏民们也没有什么冲锋衣羽绒服，无非就是个大棉袄，随便一双普通的球鞋而已。所以我想到的是人类无限的可能性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行，也许是我们活在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里。

当我走到旦真仲康补给点的时候，快到早上9点——4个半小时，16公里，海拔攀升到4900米。粗略算了一下，如果按这个节奏，一天52公里好像也不是问题。但我心里也很清楚，前面的这段路只要适应了高海拔，再加上有基本的体能保障，是没什么难度的。真正的考验还远远未来到。

在旦真仲康的茶馆里，遇到了一个藏族的年轻帅哥，在塔钦县开民宿，平时没啥事就上来转山，今年已经是第五趟了。他得知我今天4点半出发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，跟我说今天一天转下去没问题的，只要坚持顶住后面翻垭口时的四个大陡坡就好了。这无疑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。我暗自跟自己说："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，今天必须整完啊哥们儿！"

从旦真仲康到止热寺大概5公里。止热寺是很多来徒步的游客会选择第一晚居住的地方，他们早上8点出发，大概率走到这里就下午了，休整一晚，第二天看完冈仁波齐的日照金山后再去翻垭口，会相对轻松一些。不过在止热寺也将近5100米的海拔，很多住过的朋友们都说这一晚也几乎睡不着。我走到这里的时候还不到11点，正常翻过卓玛拉垭口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，对我来说去翻山的时间非常充裕。并且除了高原的气喘和常规的体力消耗外，还没出现特别不适的高原症状。

在止热寺的补给点这里，可以说是这一路离冈仁波齐主峰最近的地方。抬头可见的整座雪山扑面而来，再加上脚下整片的经幡，这种藏传佛教的圣洁与神秘直击心灵深处。

拍完照片和视频，随便找了一家茶馆，喝了两杯甜茶，吃了两个鸡蛋还有能量胶，然后又买了两罐红牛灌到了我的水壶里，为后面这段从5080米海拔连续攀升至5650米、7公里长的穿越，做最后的准备。

在出发之前，我花了15分钟左右用腹式呼吸的方式调整状态，这是全程给我提供帮助最大的技能。从科学角度来看，腹式呼吸会使人体吸收氧气的效率更高，同时还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，所以强烈推荐去转山的朋友们提前练习熟悉这个腹式呼吸。

调整完毕后，给自己暗暗加了把劲，力争一鼓作气翻过卓玛拉垭口。走出茶馆后，路边有两个藏族小孩子在微笑着跟我挥手。在藏区物资相对匮乏，以往每次去自驾时遇到小孩子们，都会停下来把车里的吃的用的分一些给他们，孩子们会发自内心露出那种最质朴无华的笑容，有极强的感染力。这次转山全部的装备都要轻量化处理，所以背包里一共就带了4块士力架，于是拿出两块分给她们一人一块，也算是转山路上积攒功德的一种善举了。

这世上很多事情是说易行难的。对于这整整7公里的连续攀升路程，我认为没有完整经历过的人，没有发言权。

一开始出发时的坡度不算太陡，只需要控制好呼吸和攀爬的节奏就行。而这一小段路程上，冈仁波齐的主峰一直伴随在身边，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不可言喻，是再好的摄影装备和再高超的摄影技术也无法渲染出的陶醉感。

在翻越了第一个坡以后，真正的考验就扑面而来。首先是坡度开始陡增，其次是路况多变复杂。高海拔的5月，最低温度还会保持在零下十几度，冰雪路面仍然很常见，并且中途还夹杂着很多大块的碎石路。所以一双高帮的防水登山鞋是非常必要的——冰雪会因为太阳的直射而半融化，路基上的大块碎石也并不稳固，一下踩不稳会很容易导致崴脚。一旦脚踝受伤，想继续完成后面的路程是不大现实的。我回来以后，跟一位征服过数座7000米以上海拔雪山的前辈交流，他跟我说，在极端的地域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：要把自己的安全甚至是生命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千万不要过度依赖外界的帮助。

随着海拔的攀升加上路面的复杂状况，很快我就开始感觉到吃力，气喘不断加重，步伐也越发沉重起来。可相形见绌的是，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，所能遇到突破我认知极限、抑或是人类生命无限可能性的存在，随处可见。藏传佛教中对于冈仁波齐的一种朝拜形式是磕长头——三步一叩首，不能有丝毫懈怠，不论在任何路面上都必须无缝连接。对于我们普通的转山游客来说2到3天的路线，磕长头的藏民们往往需要十几二十天才能完成。令我更为敬仰的是路上遇到的一位东北大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失去了一条腿。在我疲于应付大块碎石路面时，他正拄着双拐，一步一步从容地前行。他告诉我，这已经是他从转山起点开始徒步行进的第五天。要知道，冈仁波齐的这条转山路虽然世界闻名，但条件和设施却极为苛刻，在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路，只能用荒山野岭来形容四下。相形见绌中，我心想，作为四肢健全的我，难道连这点困难都无法逾越吗？心底顿时又迸发出一种最原始的力量，督促我前行。

未知会带来恐惧，但实际上，有时清晰可见但又触不可及的那种艰难，也会让人濒临崩溃。在整段翻越卓玛拉垭口的过程中，视野大多是比较开阔的。整个翻越的过程，实际上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要翻越的漫长而又高耸的坡点，而当你竭尽全力越过高点时，下一个更高更陡的坡点又马上压迫在你眼前。可以说，这种让人生怯的已知对于意志力的摧残是丝毫不留情面的，让你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窒息中，不断地重建继续攀爬的勇气。

在城市里，我们生活在已被各种便利所包围的环境中——出行滴滴打车，饿了美团外卖。但在这里，一切科技革命的成果都不奏效。要想翻过这座山，除了一步又一步往前走，没有任何捷径。你，只能依靠你自己。

早在出发之前，就一直在纠结关于是否携带氧气装备的问题。大体上有三种选择：制氧机和液压的氧气罐比较有保障，但是缺点是比较重，对于高原的徒步非常不友好；第三种选择是很常见的20块钱一罐的氧气瓶，轻便但是吸不了多久，有效供氧的效率确实不高。出于整体装备轻量化的考虑和之前数次进藏几乎未有过高反的经历，最终在出发时只背了两罐轻便的氧气瓶。

不像常年生活在高原的藏民一样，我们在越高的海拔地区对氧气的依赖就越强。当然，在历史上也确曾有人突破过人类的极限，在没有携带氧气的情况下完成过攀登珠峰。虽然冈仁波齐的难度与珠峰攀登的难度无法相提并论，但于我而言，已是过往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挑战。既然是挑战，并且按我的前半段的速率来看，一天走完全程52公里应当可以实现，于是我给自己叠加了另一个挑战目标——全程不吸氧完成。事实证明，我还是过度自信和草率了。在我快到达5600米海拔时，绝望坡仍旧接连地出现，我每走20步就必须用双手杖支撑着身体大口呼吸，大量的体力消耗也使得人体对氧气需求越来越大，而这时腹式呼吸俨然已经不起作用，慢慢地，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起来。

在做攻略时，看到了很多有攀爬经验的路线记录和描述，我大概知道如果已经爬到往生石的位置，应该就已经接近垭口了。当时我本以为再走几步就能到达垭口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又一个绝望坡轰然出现在我眼前。而垭口到底还有多远，我还需走多久，我还能不能爬上去，全然不知。相反，在生理极限的边缘，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塌陷，瞬间感到无限的绝望。此时我根本无暇思考所谓的坚持信念、挑战极限，我无力地瘫坐在路边的石墩上，用最后的一丝余力拔出一瓶氧气，猛烈地去呼吸。

我想，也许当一个人真正无助绝望的时候，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。瘫在那里持续地吸了大半瓶的氧气，感觉身体略有恢复时就不敢继续吸了，因为一旦这瓶氧气用完还没有翻越垭口，那剩余的那一瓶氧气可能无法支撑我继续走下去了。没有任何退路，必须蹒跚向前。就这样，十步一停，二十步一口氧气的状态下，艰难地攀爬，已然不敢再抬头向上看，只能盯着脚下，用残余的那点力量挪步向上。

其实在那个位置上，身边绝大多数人都在力竭的边缘，每个人都在发出疑问——还有多久才能到垭口。真正到达垭口的时候，是在浑然不知时——路上的人变得瞬间拥挤，也喧闹了起来。抬头一看，大片大片的经幡映入我的眼帘，我才意识到，这里就是卓玛拉的垭口。手上紧紧握着的那瓶氧气，也已经吸不出什么了。

当真切地感知站在顶峰的一刹那，一股按不住的兴奋感瞬间冲上了我的头颅，意识也瞬间清醒。我倒要仔细看看这卓玛拉垭口！

我把背包往旁边一扔，拉起身边正在休息的一个藏族小哥，记录下了那来之不易的珍贵一刻。

十几年前，我经常在各大论坛里看大神们登山的经验分享贴，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篇登顶珠峰的，有句话记忆至今——对于攀登珠峰来说，能下得去，才是顶峰。

下撤

比绝望更绝望的后半程

翻过垭口只是上半场。高反、低血糖、摔跤、医疗点吸氧，以及身后20公里的漫漫长路。

短暂的兴奋过后，我意识到我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高反症状，而此时我需要做的是必须迅速降海拔，不能继续驻足停留。

我用极快的速度向下奔了大概一公里的路程。低血糖的来临瞬间让我整个身体疲软地瘫坐在一块冰缘上。连续撕开两块能量胶和一块士力架，短暂补给后，我查看了一下海拔，发现才降了200米左右，在5460米。我丝毫不敢停留，拔出最后一瓶氧气，边吸边强撑着身体继续下撤。眩晕感、无力感，脚步踩在冰面上却又像漂浮着。我感觉那一刻我可能随时两眼一抹黑就会倒下，无助和绝望充斥到了极点。

从垭口下来大概走4公里多会到达不动地钉补给点。到达前会途经一条50到60度坡度的下降路线。那时我整个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我的步伐，膝盖也已经开始疼痛，我又急于速降海拔，一脚没踩稳，噗通摔了一大跤。身边的一个藏民见状赶紧把我扶了起来，盯着我嘴唇看，估计是看出了我的高反症状，就一直半搀扶着我下撤到了不动地钉。而我来不及说谢谢，就直直地冲进了医疗点。

医疗点的工作人员给我测了血氧，显示79，血糖也正常。但是我的身体症状就是精神恍惚，头晕且无力感极强。躺了一会儿后，他们说："你去旁边吃点东西吧。"我这时才反应过来，这一整天除了能量胶、红牛、甜茶和两个鸡蛋外，我还没有吃过其他的食物。于是到旁边的茶馆吃了人生中最难吃的一个西红柿鸡蛋盖饭。躺在座位上休息了二十分钟，起来后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——3点。

这意味着，从止热寺出来，翻过卓玛拉垭口，下撤到不动地钉，大概才用了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但我却好像经历了半生。

休息过后，我回到医疗室进行吸氧。边吸氧我边联系老孙还有其他的同行的朋友们，一边也在思考：在目前的这种身体状态下，是继续下撤走完剩下的20公里，还是在不动地钉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？可是这个时候距离日落还有八九个小时，而且不动地钉的海拔是5200米，肯定也没办法睡好。当然，还有另外一种选择——给200块钱，坐车回去。

放弃，是最容易的选择，但坚持才有价值。在医疗室的门口就是上车点，一车接一车的游客们在这里下山。这种放弃的诱惑力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我已经翻过了垭口，也拍了视频照片，下山后发个朋友圈去昭告他人我来过、完成过，获得所谓的鲜花和掌声。可终究难过去的是——我无法欺骗我自己的内心。

吸了半个小时的氧气，同行的朋友们一个也联系不上。这期间跟工作人员们也边聊天，他们得知我早上4点半出发，11个小时到了不动地钉，意识和身体状态看起来也都不错，就都鼓励我继续走路下撤，说后面的路程跟前面比起来也没什么难度，而且每五公里就有一个补给点，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救援吸氧。就这样，我一咬牙，奔着一天内完成转山的目标，起身前行。殊不知，后面的路，并非想象中的简单。

剩下的这20公里，绝大部分是下坡路。但我面临的境遇是：刚刚经历过相对严重的高反，已经徒步了12个小时，没有氧气的支援，海拔仍在5000米左右，恍惚的状态并未完全恢复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景色可言。而且走到这个位置，明显身边转山的人也少了很多。但既然设定了目标，并且具备了条件可以完成，无非就是面对困难、遭遇困难的勇气和毅力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——整就完了。

借着刚刚在不动地钉吸氧调整的一轮状态，我迅速地完成5公里，到达了桑杰补给点，进医疗点又吸了半个小时氧气，继续枯燥的路程。这一路上唯一的景色就是路边的土拨鼠了。说实话，在如此贫瘠的地域里，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么肥大的土拨鼠。

从桑杰出来后，愈发地枯燥了起来。除了偶尔有个小爬坡之外，就只剩埋头走路了。但我的眩晕感仍然持续，而后面还有15公里的路程。这种累加的疲惫感开始慢慢地翻倍压在我的身体上和精神里。最直接的感觉是，哪怕在平缓的坡，都会让我产生恐惧感。

貌似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攻略里描述过，在去到宗堆补给点之前，还有一个超级绝望坡。当然客观来说，这个绝望坡的难度与翻越卓玛拉垭口不可相提并论，但是在对当下走了十几个小时并且有高反症状的我来说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想死的心都有——真的真的爬不动了。而此时，太阳已经接近下山。

终点

黑暗中跟着素不相识的藏民，走完最后的四公里

最后的4公里被称为"最绝望的四公里"。天彻底黑了，没有路灯，找不到方向，只能跟在几个素不相识的藏民身后摸黑前行。18个小时后，终于坐在了终点的石凳上。

终究还是挪到了宗堆补给点。同行的几个藏民继续走下去，我再次钻进了茶馆里，叫了一壶甜茶，瘫坐着发呆。这个茶馆门前是转山出口的检查点，检查点旁边停着几辆小轿车，是专门接应从这里出去的转山游客。在这里，只需要40块钱一个人就可以回到塔钦的酒店里，而不用再徒步走完最后的四公里。而这四公里，才是被所有曾经有过转山经历的人们称之为最绝望的四公里。原来，我之前的绝望，只是之前的。

"前功尽弃"——这个词一直在我脑袋里晃悠。那句话又出现在我脑海里：放弃很简单，坚持才有价值。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难道最后4公里不走了吗？没办法放弃，真的。

从茶馆出来，跨过出口的铁门，轿车的师傅就朝我喊了一句："坐车吗？"我斩钉截铁地说："不坐，我自己走。"

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，只剩下一点余晖光亮。身边同行的人愈发稀少了，几乎都是零星的藏民。我加快了步伐，想着争取在彻底天黑之前走到终点。可是4公里，不是我想瞬间就能完成的。

最后的四公里，远处的纳木那尼峰雪山

终于还是彻底失去了光亮。两边没有路灯，我虽然戴着头灯，但是眩晕感一直没有缓解，天黑以后更加严重。如果开着灯，我感觉会随时找不到方向而摔倒，四下漆黑。我也找不到路，只能原地等着几个藏民赶上来，默默地跟着他们前行。幸好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他们也愿意带着我走。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在四下漆黑的环境里，害怕是苍白的，求生欲胜过一切。

前方突然略微有点人群的声音，抬头一看——终点到了。

坐在终点的石凳上，想哭，但好像也已经没有了哭的力气。

人群的声音，是一个导游在终点等着接她回归的客人。得知我一天走下来，帮我在终点的石凳上拍了照片。

回到酒店后，我查看了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，得知我用了18个小时，一天内，走完了冈仁波齐的全程。

行摄阿里·邱文龙律师

读到这里，想必你也跟着这些文字“走”完了这52公里。

从凌晨四点半的塔钦，到夜色中踉跄抵达的终点；从初见冈仁波齐的震撼，到绝望坡上瘫坐石墩的狼狈；从医疗点测完血氧 79 的恍惚，到宗堆补给点前面对40块钱坐车诱惑的挣扎——这一路，我行走得很诚实。

律师执业多年，法庭上见过太多非黑即白的对垒，也见过太多在压力面前选择妥协的当事人。但转山这件事，没有对手，没有法官，没有人质证，也没有人替你答辩。你面对的唯一对象，就是你自己。而最难的官司，恰恰是和自己打。

在不动地钉的医疗点门口，一车又一车的游客上车下山，200块钱就能结束这一切。我深知，即便我选择了放弃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也没有人会责怪，我竭尽全力翻过了最难的垭口，发了朋友圈就足以获得鲜花和掌声。但终究我上不去那辆车，我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。

宗堆补给点前的最后四公里，彻底天黑了。没有路灯，找不到方向，只能跟在几个素不相识的藏民身后，默默地走。这也让我不免想起执业生涯中某些时刻——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，看不清前路，身边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，但你只能往前走，一步一步地，不能停。

18个小时，52公里，5650米。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，而是一个人在极限面前，选择对自己诚实的故事。山就在那里，它从不偏袒任何人。而能下得来的，才算真正的圆满。

是为记。

律师简介

邱文龙 律师

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党总支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、创所合伙人；华南理工大学法律硕士及 University of Exeter(英国埃克赛特大学)国际商法硕士毕业；入选【全国青年律师领军人才库】【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】【广东省青年律师千优百俊人才库】及【广东省涉外法律人才库】，荣获全球权威法律评级机构【LegalOne 2025年度争议解决律师15强】；担任央视 CCTV12 频道《法律讲堂》主讲人、中山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、广东欧美同学会理事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、华南理工大学中山校友会会长、华南理工大学湾区校友发展联盟副主席、中山市留学人员联谊会监事长、中山市第十届青联委员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、中山市律师协会青工委主任、中山市黄圃镇第十七届人大代表、中山市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、广东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山市侨界青年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中山市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协会监事长等；专注于公司、股权、投资及家族财富等业务，曾为日本美蓓亚精密零部件跨国集团公司、日本瑞穗银行、韩国驻广州领事馆、意大利 Vibram 橡胶有限公司、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公用集团、翠亨集团等提供法律服务，负责公司与并购、商业风险（含刑事）、跨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、境外 IPO、私募股权投资与风险投资（含跨境）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新能源、Web 3 领域、涉外法律事务（含移民）、跨国贸易纠纷诉讼及仲裁等专业领域。